從「陳為廷道歉」「清大公開信」談一場政治遊戲

作為一個老練的桌遊玩家,我想揭露一件事情。在遊戲中,一種總是能夠支配遊戲的人,是一個遵守規則,而得以把規則當做武器的人,他用規則支配遊戲,支配所有行為的可能性。常勝者是習慣使用規則的人,而常敗者,則是習慣服從規則的人。

當把遊戲的舞台搬到了政治上,我們就發現,了解規則的人,正是那些浸淫以久、熟嫻世事的人、老練的社會玩家。因為他們已經花了許多時間玩遊戲,一個剛進入社會的青年人得小心了,一個剛站上政治舞台的改革者,你也得小心了。

許多人可能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了,我今天在這裡,就好好地說給你們聽。告訴你們,今天的清大學生在清大戰場落入了怎樣的田地了。

我的哀傷在於,這些學生實在太單純了,在我看來,他們玩起遊戲太過天真。透過本文的揭露,我要讓大家來了解一件事,就是什麼叫做規則權術的一體兩面--不管是禮貌也好、義務也罷,在這其中自有這種權力架構。

因此我開始說故事了。

2012年12月4日,我早上起床,看到了接連兩篇新聞。第一篇是《聯合報》在頭條用「態度」修理陳為廷,第二篇是清大立刻跳進了一個無恥的定義裡,做了一個非常不合乎身分的道歉聲明。相關的論證請見我的〈為什麼清大是一所可恥的大學〉。(在各方說法以及清大的任何回應中,都沒有威脅到這個論證的正確性,也足見哲學論證的保久性質)

那一天,我們就已經在猜測,清大是因為看了《聯合報》頭條就開槍。然後兩天之中,清大校友會、人社系學會、清大百名教授等,陸續提出連署,要求「清大撤回道歉聲明」。2012年12月7日,有一則新聞印證了我們的想法:清大承認,他們的確是看了報紙就開槍。這時候,清大學生開始在圖書館前面靜坐,要求校長出來給個說法,要求清大撤回聲明並道歉

我知道,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求清大收回他們的道歉,我在這裡要先說明:不是意氣用事,而是清大的道歉聲明,造成了陳為廷形象以及學生運動形象的傷害,今天如果是因為草率行政、「技術性誤判」所造成的,那清大必須收回這個聲明。這是責任問題。為什麼呢?說明如下:

在這聲明中,有兩個重點:(一) 陳為廷當天的行為是不當的;(二) 清大的學生在參與自由發言與公民活動時,學校不同意不當的行為。

第二點是一個條件句,我們可以同意它,這句話是政治正確的。但是第一點不是,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甚至我認為,那些立委、名嘴、媒體給了一個錯誤的訊息,彰顯了一個社會的錯誤偏見:立委的態度不管怎樣都是合理的(質詢權本來就不是謾罵的權力),而學生不能學。並且,清大的聲明也確實讓學生運動蒙上陰影,因為它傳遞了一個錯誤的思想:陳為廷的行為是一個值得校方出面道歉的事。

因此,假使今天清大是來自於誤判,這麼一來,清大就應該將聲明收回,他不但傷害了學生運動的形象,也間接提供了那種偏見說法的素材--如果這個聲明沒出現,這些違建言論的地基將更加鬆動。

說明完畢,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場。

那一天,校長在現場再一次重複該聲明的論調,談到:要有禮貌,要有好的態度。由於這麼一來,就無法進行任何溝通了,陳為廷他們發現,如果不突破這個癥結點,那是不能對話的,於是陳為廷他們做了一個行為:道歉,為那些「因為自己的態度而被傷害的人」道歉。

在許多人眼中,這很有風度,事情變得相當和諧。

但在像我這樣老練的遊戲玩家眼裡,只看到你軍隊都已經兵臨城下了,還天真地割地賠款。

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在於學生以為這是一個規則:「當我退讓這一步,我們就有更好的空間要求對方退讓一步,以及能夠更好地促進溝通。」但這樣的規則是不存在的。

事實上,我得很哀傷地說:校方現在已經完全可以發出像這樣的聲明,來合理化他們原先的道歉聲明了:

今年適逢清華永久校長梅貽琦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學校舉辦一系列活動,希望[…]梅校長在軍閥特務橫行時代,全力衛護學生,在自由民主時代,國人已享有充分自由,必然希望學生謹守「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訓;厚德一解是厚重的德行,尊重別人是最基本的道理,也期待清華學生能實踐力行。我們在學校常強調,先做人再做公民再士農工商,就是這個道理。

日前本校學生於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備詢時,站上備詢台以「偽善」「說謊」指責別人,學校看到平面及電子媒體報導後,認為不妥;清華強調自由校風,但也謹守人與人間互動的尊重,這是清華人應有的自律表現,我們樂見學生勇於關懷社會,參與公共事務,但以不妥的言詞對待任何人有失對人的基本尊重,亦恐為社會負面示範,

故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希望導正視聽。

聲明稿發布以來,學校接到各界、教師與同學們各種不同的意見反應,今(7)日本人也與關心本議題的教師與同學們進行對話,表達清華校園內向來包容多元意見的文化。學生和校方在不同議題上,可以就不同意見作理性溝通並積極對話。在整個過程中欣見清華學子以理性態度及方式進行訴求,並主動建議校方應建立溝通管道。學校必將儘速回應同學的意見,除開設公共議題、社會運動等相關領域通識課程外,也將更暢通同學參與公共議題的空間,使我們的學生在言說與論辯能力的養成,在生活中有實踐和學習的機會。

至於本事件在議題討論中,有人認為學校不應出面道歉。在此特別澄清,學校聲明僅是就校方立場,明告社會,清華尊重學生的意見表達,自始從未代表該生道歉;部份學生認為他們要爭取自由批判的權利,如果仔細看聲明稿,只是不認同以不妥言詞指責任何人,而對於個人理念、訴求都尊重自由闡述,惟不可違背基本做人道理,如果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據理力爭,就可以對人不尊重,將不會有理性討論空間,比較適當的是,先瞭解複雜問題的多面向,客觀的分析,保留對話的彈性空間,共同謀求解決之道;再度強調,學校並不曾對學生訴求有所評論,更談不上限制自由言論,學校的態度是肯定學生能作批判性思考。[…]

(摘自〈陳力俊校長的公開信 「自由與尊重」〉)

在官網上,也可以釋放出像這樣的訊息來創造一種新的和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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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今天先在會議室與連署的教授代表呂忠津、沈秀華、李丁讚、祝平次等四位教授溝通交換彼此看法並接受代表們遞交的「抗議聲明」,接著就趕到圖書館前的現場與同學們對話。

對於學生和校方在不同議題容許有不同意見的理性溝通和校園內積極的對話,替我們的清華感到高興!!! 也感謝主辦同學和參與同學們的理性,讓會場有不同立場的言語交鋒,卻沒有情緒性漫罵或抹黑!!! 也回歸到清華人應該如何在開放有多元聲音的校園中,發揮知識份子獨立判斷、「論政而不誅心」的思辨能力。

陳為廷同學也到現場與校長溝通,除了發表三點訴求聲明外,也展現風度,讓人對清華學生在參與社會運動過程的學習和成長有可喜的期待!!!

陳校長除了鼓勵支持各種立場的表達外,並回應在場一位女同學的提問和建議,未來學校將加強培養學生社會參與的通識課程。

此外,在現場簡禎富主任秘書也對12月7日自由時報將其個人因公出國開會,以致只能看到簡訊標題無法下載看到全文這件事,變成「清大:僅看聯合報標題就道歉」,來抹黑學校決策過程加深對立,跟同學們解釋。主辦的同學們立即移除被誤導所製作的看板,也是清華學生理性成熟的表現!!!!

在12月7日的整個過程裡,我看到的,就是學生的一再的讓步,只為了一個不存在的規則以及溝通的可能性:「假使我們道歉退讓一步,就能談其他事情的話,那我們就來道歉吧。這麼一來,就有更多對話的可能性,能令學校撤除一開始的道歉聲明了。」

不過事實上,這卻使得校方原先開始的那個道歉聲明,成了是一個完全正確的聲明了:

清華大學對於本校陳姓同學昨(3)日在立法院不當行為,深感痛心外,也對教育部蔣偉寧部長及社會大眾所造成的傷害,致上最深的歉意。清華大學嚴正聲明,針對公共議題,本校不贊同學生恣意作為,曲解公開發言之行為的正當性及合理性;而對於忽視人與人之間互動應有的尊重,更不是本校教育所樂見的。

清華教育理念,注重全人教育,向來尊重師生公開言論的表述。但是,自由不是代表允許個人行為恣意妄為,尤其是被塑造為意見領袖者,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一方意見,足以影響社群間外顯行為及形象,是以,更應以成熟的思辨能力及待人接物的敦厚準則嚴格自律。

有人說陳為廷道歉的內容並不是承認他的行為不當,而是為那些受到他態度而傷害的人道歉。但這麼一來,卻恰好和校方原先聲明的立場不謀而合了,就如我們在校長公開信裡頭所讀到的那樣,輕易地就完成了、和諧了這個事件。

如果還不明白,那我現在來分析一下,在這場政治遊戲上,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現在假想有兩個遊戲者,一個是要求校方道歉的人,一個則是校方。

原先的遊戲情勢是:要求校方道歉的人掌握了一個手段:「由於清大原先的道歉聲明來自於誤判,因此清大應該去收回這個道歉。」

但是,校方,作為被要求的回應者,他採取了這個手段,就是「固執地重複原先的立場」。這對於想要有所突破的學生來說,造成了相當大的阻礙,逼使學生不得不為了突破這個癥結點而道歉。

不過,在陳為廷道歉以後,卻讓校方得到了這個命題:「清大原先的道歉聲明是正確的。」因此就可以製造這樣一個連結:「清大原先的道歉聲明是正確的,因此清大原先的道歉聲明的立場是正確的。」

這麼一來,就使得要求道歉的人,手上的籌碼只剩下:「即使清大原先的立場是正確的,清大原先還是來自於誤判。」但是這一點已經無濟於事了。

校方這時候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太極,讓這件事情消失:「我們往後在處理這種事情會更加小心,但清大在這件事情上立場不變。」最後還可以補一句:「重點不在這裡,請大家回到學生的訴求和反壟斷議題上。」

好的,這就是各位如今所看到的現況。清大學生為了要求一個理性溝通,而割地賠款。這本身是需要還以公道的。

因此我希望清大,各位親愛的長官,請還一個公道吧,不要讓學生的讓步成為一個天真的犧牲:請你們將原先的道歉聲明撤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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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從「陳為廷道歉」「清大公開信」談一場政治遊戲

  1. 楊翠老師的話:

    社運者過於理想主義,以致誤判情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楊逵因一篇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被捕,判刑12年。他日後的回憶這麼說:「因『和平』招來牢獄之災,對我是很大的諷刺。剛入獄時,我曾檢省這件事。……只怪我對當時的情勢判斷錯誤。」
    誤判,是運動必經的顛躓。選擇路徑、承擔風險,繼續迎向下一顆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