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憤怒之後──在廣大興28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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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被菲律賓公務船掃射、漁民遭射殺的消息,引起了台灣人民的憤怒。政府不斷透過外交手段,包括制裁與威脅,要求菲律賓給予交待,所謂的「四項要求」:正式道歉、賠償損失、盡速徹查事實嚴懲兇手、盡速啟動台菲漁業協議談判。

這個要求的背後理由,似乎很簡單:台灣漁民是無辜的,你沒有權利射殺我們的漁民,因此,應該為此錯誤負責。表面來看,菲律賓沒有理由對這四項要求加以拒絕。

但事實上,國際政治的現狀,很現實地,並不容許道德要求直接上升到法律與契約之上。

也就是說,當你說對方「沒有『什麼』權利」時,你同時也必須聲稱「自己有『什麼』權利」。譬如,如果有人(不道德的)偷走了你的手機,你必須聲稱「偷竊」這個行為是由「刑法」所不允許的、而「公民的財產權」是由「憲法」所保障的;如果有人的行為(並非不道德的)使你的手機壞掉了,你則只能聲稱他的「造成損害」的行為因果地侵犯了你的「財產權」,而在此要求損害賠償。

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上,當你要求對方,作為官方,與你的官方進行某種同意與承認(亦即,某種形式的政治協議),其前提是你必須找到可證實的權利根基來作為談判籌碼:譬如法律(國際法)或是一對一的協議

要注意的是,在國際爭端中,任何國內法都沒有無條件的效力,道德要求在由法律所承認以前,也沒有任何在法定權利上的效力,或許它有在判決與談判時的效力,但法的權利在現代政治中是有更大力量的。

道德要求本身作為一種普遍人權的聲稱也是行不通的,如今看來,道德的政治效力和民族主義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假若兩個國家是在仇恨之中,道德與同情的途徑是被切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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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友指正了這裡的一處重要的錯誤,我已經將此段改寫,詳情請參閱〈憤怒〉之錯誤啟事

在此海洋問題上的權利問題而言,首先能看到的是,台灣與菲律賓雙方還找不到一個有效的海洋權利上的一對一協議。

就國際協議上,也許有些人會提到所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海洋法》),認為菲律賓違反了這個公約。

無論如何,要就違反權利的問題來加以判斷,我們得先來釐清關於「法」──我特別指的是《海洋法》──的問題。

這次廣大興28號的出事地點,是在「北20.07、東123.01」的位置,我在地圖上標給大家看:

20.07,123.01 - Google 地圖

而在《海洋法》中所劃定的專屬經濟海域與領海基線的範圍如下圖:

Linghai_Jixian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這次「廣大興28」出事的位置,在《海洋法》的規劃中,是屬於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但是要注意的是,台灣以及沿海諸國都還未完全同意像這樣的劃分)。

在「專屬經濟區」中,沿海國法定地擁有專屬的漁業活動的管轄權與使用權。

就此次事件來看,「衝突點的認定」是重要的議題之一:

第一階段、假如衝突點單單在於「台灣漁船進入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的權利問題,那麼我們便可以去訴諸「菲律賓對於『衝突』的處理方式是錯誤的」(可訴諸《公約法》第七十三條)。

但是這一個衝突,如我在先前特別強調的,台灣對此是可以持有不同意的,雖然台灣並未簽署《海洋法》。但是,由於《海洋法》已作為一般國際事務處理上的慣例,「兩百海里的經濟海域推定」的準則依然是適用的,因此由於這個區域同樣也屬於台灣的專屬經濟海域

無論如何,這個衝突點的存在在於,其實菲律賓與台灣之間,並未就經濟海域的權利問題進行過有效的談判、即不存在「一對一協議」。

第二階段、假如衝突點被認定是「菲律賓掃射台灣漁船」的權利問題(「台灣漁船闖入菲律賓領海捕魚」預先是違反權利的),那麼我們便要去訴諸「我們的漁民在這個海域中擁有某種權利」,如「菲律賓對於『侵權』的處理是違反《海洋法》的」,亦即「過度執法」問題。各位可以看到,台灣的漁船其實可能接近菲律賓的「領海」範圍(這一點便要等待事實的釐清與GPS數據的公開)。

在這裡便有一個爭議點:是否漁民真的越過了菲律賓領海進行捕魚?或是進行了其他侵犯領海權利的活動?這便很可能給了菲律賓一個依自己的法律來對台灣漁船加以制裁的理由,因為「捕魚活動」使得「台灣漁船在〈二十一條、無害保護權〉的保護範圍之內」成了有爭議的。這一點事實,還有待進一步的資料來釐清。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質疑在領海中以武力加以制裁的執法行為是否過當。因為即使菲律賓的作法並未直接違反法的條文,也在某種意義上破壞了法的精神(盡可能地以和平的手段去面對爭議問題)。這一點,與國情無關,你家要怎麼殺自己人是你家的事,走出國界之外,就必然是要以國際政治的方式來處理(有人說「因為菲律賓本來政府就有問題,所以…」,我不覺得這種說法有說出什麼道理)。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出,主要的權利爭議的問題便在於,其實還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有法定效力的經濟區範圍的制定,這便使得,在該區域的權利問題上、與相關權利的區域的範圍的問題上,台灣與菲律賓還是。

3 戰爭之辯

霍布斯曾經在《利維坦》中有這樣一個有名的聲稱:「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只顧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侵犯他人的,於是變成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

當理查德在〈我們能對菲律賓作什麼?〉說:

首先在這裡說明,這樣的討論是政治的處理方法,跟國際法上的責任義務不直接相關。換句話說,只要你自覺玩得起,願意承擔後果,那就有實現的可能,但決策最後的關鍵往往在負面後果的考量上。

便是無意間接續這個前提而進行的討論。在文中,他於戰爭的形式(無論是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提出了幾種可能的作法:外交施壓、經濟制裁、示威與軍事行動。而台灣網民則動用了駭客的手段來對菲律賓進行更直接的報復與恐嚇。

菲律賓的訴諸武力的行為,由於法律與法定事實的缺失、道德在民族主義下對其普遍性的破壞,都再再只顯示了此事件的戰爭型態;而「四項要求」同樣也無非是台灣所提出的威脅和解條件,主要的政治目的(除了滿足國內聲浪外),在於第四項迫使菲律賓進行談判,以及透過一至二項取得更多的談判籌碼

兩國的政治情態是能夠顯然看出的:兩國處在衝突之中。菲律賓因此必須去保護他們的行動而拒絕道歉,台灣則必須不斷施加威脅,直到菲律賓不得不道歉。事實上,若菲律賓最後不同意象徵權利問題的「賠償正式道歉」的要求,也應該看成是為之後的談判給自己留籌碼。

國際在這裡,也不會因這樣「one on one」的情態便自動退出,而是為了他們各自的心思去區分他們的立場與分辨問題,決定究竟應該就國際的協議為準、還是應該站在一個公正的角度以一般權利的其他準則進行判斷、或是趁機為自己的利益暗中謀求進益。這一切,有賴事實的澄清、等待與籌碼的再計算。

無論如何,如果能在中國南海的實際經濟問題、主權問題(譬如中國必定會特別著眼在此問題上)、政治權力(譬如鞏固聯合國的聲譽與理念)中分得更多的好處,都是每個國家所樂見的結果。

不等待談判與國際調停而直接訴諸軍事,或許是一個會讓人直接聯想到的手段。但在中南海動武,牽涉到的層面卻是廣泛的。動武將直接挑動了國際局勢的神經,甚至讓自己處於更糟糕的國際政治局勢中。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南海出動軍隊,來直接要求能超越《海洋公約法》的國際權利、或是強行要求對方接受此爭議的某個最終判決,那顯然是違反《海洋公約法》的「和平解決爭議」的原則的,這麼一來,台灣等於直接表明不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將使得台灣有了一個國際孤立的風險(本來就被孤立了是沒錯啦…)。

因此,情況並不會(也不應該)走到那麼極端。台灣當前,即使是不斷去加強軍事威脅,在菲律賓沒有真的卯起來說「你爸沒在怕的,開幹啦」之前、只要菲律賓還表示願意談判權利問題,那就要在籌碼的思索上去理解這個國際政治問題;同時,也必須將台灣政府釋出的威脅,看成籌碼的謀取談判的態度

台灣人民可以只有憤怒、媒體或許也可以只有憤怒,但對於政府而言,必須更多一分政治談判的考量。雖然所有人都為悲劇感到哀傷,但世界不會因為你的哀傷來決定他轉動的方式。

簡單來說,政治問題從來就不是在立法院打打架、吵吵鬧、丟丟便當那麼單純「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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