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當文就便當文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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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菲律賓對「廣大興28」動武以來,光就客觀事實的意義上來看,「便當文」起了一個關鍵作用,那就是它提醒與凝聚了這個共識與正確見解:應該把國家上的衝突與人的交流徹底分隔開來

「便當文」扮演的是一種寓言的角色,它假借了一個明確地帶有價值判斷與荒謬感的故事來強化這樣的論點。甚至可以說,當它的故事越荒謬、越帶有戲劇性,它的效果便會越明顯。

這種手法是小說式的、敘事性的,在批判思考上給出的見解很少,但是直接地讓人對在台菲律賓人的處境有了一個鼓舞意義:我們不要讓台灣社會成為一個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

但是就現實效果上,它卻有了另一個關鍵的作用,產生了原先的「偽作者」無法預期的結果。要不是這樣,它就只是個看過就算了的網路流言罷了。這個作用,要放在國際局勢的脈絡下來看。

當我國的新聞媒體不經確認地將「便當文」採信為事實的來源,製作成「國內新聞」;或是菲律賓的媒體見獵心喜,而不分青紅皂白製作成「國際新聞」時;台灣的種族歧視被凸顯了出來,甚至被過度理解,就好像台灣的確存在著這樣嚴重的荒謬一樣。

當它的故事越荒謬,它就意味著越大的罪行

敘事的荒謬,同時成了道德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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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時候,「便當文的真偽」的意義超出了它本來的範圍。

在這個事件裡頭,就義務論的角度來看──意即,就行為本身的普遍形式以及目的來看──你不會看到造謠者做了什麼實際上超過權利的事。就如許多人不斷在提醒的:網路空間,由於其匿名型態與使用習慣,原先就是一個造謠氾濫的空間。甚至,還不需要談論網路空間,就一般生活而言,單純地說謊(指不侵犯他人權利、包庇罪犯以及危害他人利益等的情況下)是不會犯罪的,這一點非常顯然。

有一些鄉民很在意真偽,是出於一種好奇、一種想踢爆謠言的情緒,這是相當常見的。但政府在意真偽,卻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思想──「便當文」似乎對國家在國際上造成了影響,除了「很沒面子」外,也似乎將少了一些國際談判的籌碼,或許使得政府必須帶著贖罪的心態來回應「善待在台菲勞」的要求、甚至過份的要求。

因此,我們也或許可以同意政府透過某種情報網去找出事實,但我主張,這至少必須滿足兩個要件:一、不可以刑事的規格加以處理;二、處理不公開。

3 便當文的除罪原理之論證

要件一「不可以刑事的規格加以處理」,乃是一個「除罪化」的要求。以下是我的論證:

(A)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這裡的「定罪」的思考,是要求我們去檢視行為後果與「說謊」之間的連結。

無論如何,假如「便當文」屬實,我們並不會認為此行為有任何的法律責任,令人慶幸的是,這一點在我們國家是一個共識:一個正確的聲稱和敘事,假如屬於事實,那麼可以享有最高的言論自由。

而由於此行為確實不符合「誠實條件」,我們才來檢視,此事件中的「造謠」是否真的構成「言論犯罪」的事實;我們要做的,是來查看此行為的後果,並試圖去尋找該「後果」與「罪」之間的關係,作為「定罪的理由」。

(B)

這個「定罪」,基本上,有以下(B-1)(B-2)兩個理由。

(B-1) 為公共利益的理由

假如政府認為定罪的原因是「造謠使得國家形象受損」,這一句話有三種意義。

第一種是就字面意義來說的「國家形象受到損害了」。但是,這根本上是應該嗤之以鼻的。「維護國家形象」本來就只是政府工作的目的與手段之一,不是屬於任何人民的,人民應該要有權利在不傷害他人權利的情況下作任何事。這一種說法我想不必再多作說明。

第二種意義是說「當國家形象受損時,國家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一份子的權利受到了損害。」但是,假如政府堅持,在國家權利與人民權利發生衝突時,應該以刑事、以國家權力加以排解,這麼一來,我們嗅到的是專制國家的味道。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贊同這樣的作法,我們,作為「人權國家」,期待的作法應該是:比起國家的權利,憲法規定的人權(如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才應該凌駕於一切之上,只有人權有資格和人權進行衝突

第三種意義是說「當國家形象受損時,國家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一份子的權利受到了損害,因此使得國家中的人民的實質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罪」的事實卻不能在如此抽象的意義下詮釋,我們得追問:究竟「誰」是「罪」的「被害者」。亦即,「社會整體」在這裡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應該將「社會整體」看待為「某些人的利益的總合」,在這裡的「定罪」才有法的意義,如看待為「漁民利益的總合(假設此造謠使得談判失去了籌碼)」或是「個別台灣人的名譽」。

但只要我們同意「財產」與「名譽」不應該「積極地」凌駕於「言論自由」之上──例如我們同意「毀謗罪」與「公然侮辱罪」等應該要是告訴乃論──我們便也會同意,在被害者尚未確定以前,政府不可按此理由來進行定罪。就「便當文」一案而言,被害者還是隱沒的,並沒有發現與證實有人可能確實地受到無論是財產上還是名譽上的損害。

若是有人認為,由於影響的人過大、過多,則應該由政府直接代表全部(或其中的很大部份)人民來進行追討與責難,那我想下面這個要求是十分合理的:請證實「存在著某種論據,能指出『便當文』可確實地達到如此普遍的損害」。

(B-2) 為社會安寧的理由

除了「國家形象破壞論」外,還有一個是「破壞社會安寧」的控訴。

首先,假如有人認為,「『便當文』強化了社會的動盪與無序」,那肯定是一頂偽作的極大帽子。我們除了沒有看到動盪被強化外,而且,就如同我文章開頭所說的,它還其實幫助建立了社會秩序與共識。因為自「便當文傳播開」之後,「不存在的便當店老闆」就成了負面教材,就像「先總統 蔣公看著魚兒往上游」,也成了國文教育的負面教材一樣。

又,若有人認為,它給了一個示範,把網路世界弄髒了,到時我們真真假假就弄不清楚了。事實上,這焦慮是多餘的,因為本來就沒有這樣的東西。一個認為網路言論是可信的「乾淨的場所」的人,我們應該要提醒他:醒醒吧孩子。網路空間具有的匿名效果,構成了網路言論的普遍習俗。而一個普遍習俗中的沒有侵犯到他人權利的個別行為,即使是說謊,也不應該被視為「破壞秩序」,就像在談戀愛的時候,給「愛你一生一世」的承諾不該具有法律效力一樣。所以可以卯起來說。網路本然就是真假參半的言論空間,對「便當文」加以法辦,便有「特置」(ad hoc)的嫌疑--別人是沒事啦,但因為你太夯、涉及層面太大了,所以抱歉囉。

若還有人認為,破壞安寧不是來自上述兩種秩序的破壞,那我們可以進一步要求他:請確實定義(至少要列舉出它的大概意含)所謂的「被破壞的社會安寧」是什麼,並且說明這樣的「社會安寧」原先是存在的,而確實因果地由「便當文」破壞了。

(C)

我不認為便當文「可能會確實造成某種普遍的名譽或財產損害(B-1)」,也不認為它「確實破壞了社會安寧(B-2)」。若真有人認為存在的,不妨一試,來說服看看大家。

假如這樣兩個要求無法被滿足,「便當文」的定罪便不可被合理化,而應該單單視作空有類似法律形式的權力濫用與言論控制

4 權利的申辯

第二個要件的理由建立在第一個要件本身之上--假如我們不應該以刑法的規格來對此加以處理,我們同時就也不應該主動地、故意地去作一個會干擾這人的生活的事,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說,只要「便當文還是無罪的」,那麼「蒐證」就是為了「國家的目的」所進行的。既然是為了「國家的目的」,它就必須按照「國家的手段」。只要公民還是無罪的,它就不應該進行干擾。而如果他人的蒐證干擾了這人的生活,政府反而應該去設法保護他。

否則,它便是在公然地侵犯公民的權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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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定罪無法被合理化,法務部所下達的這項決定肯定是有爭議的:當他居然要求各地檢署「協調轄區警方強化網路巡查,以避免攻擊性之言論在網路上流傳」。

這裡,還要請各位公民多注意了。往後只要發生政府用積極、暴力的方式在「避免言論流傳」,或是用「犯罪的可能性」來威脅你,那已經有用不正當手段在瞄準當前的言論自由進行攻擊的嫌疑了,屆時,請務必傳播這個「被箝制」的消息,讓大家能幫助你。這或許最多是警察出來警告一下,但對於所有行政權的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公民都應謹慎,千萬別默認這些行為對當前自由的侵害。

但最令人感到無奈的,還是政府對此加以指示的不明智。這看起來就像是被媒體牽著走,不夠冷靜而失去了自己的判斷。把「便當文的流傳」當成煞有其事的問題來就行政上專門加以處理,很難讓人理解到它的意義,甚至還有侵害人權的疑慮。因為就公領域的言論自由市場的原理而言,合理的、正確的言論就是容易取得領先的地位,在這裡政府有任何介入的必要性嗎?至於合理而正確的「攻擊性言論」,政府又沒有任何介入的權利(這是言論自由的意義),這樣的命令還有任何意義嗎?

為何要浪費辛苦的警察杯杯的時間呢?他們有更重要、更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譬如可以偷偷打電話給家人訴說衷曲,說他們已經連續加班好幾天了。

6 結論

總結來說,我不認為簡單將「便當文的偽造」看成犯罪有其合理性,也認為政府的行政態度和處理方式其實大有問題、甚至有侵犯人權的疑慮。

其實,便當文就便當文唄謊言的製造與揭露,一直以來,大家做得還不夠多嗎?

即使撇開「便當文」的定罪問題不談,我也始終不認為「便當文」有多壞、又有多可怕與危險。因為事實上,在謠言之中,最可怕的不是謊言,而是由真話所惡意地拼湊出來的事實。至少,前者是可以拆穿的,後者將讓癡迷者永遠堅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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