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族:被冤枉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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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矛盾的和解往往包含著歧視的解放,在這同時,那個被社會與常識所汙染的刻板印象框架,將溫柔地融化在一個新世代之中。

這篇文章想要談的「歧視與解放」,是一個困擾台灣兩代已久的問題。包含在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語言與表達中,也在一個又一個分別的論述和個人的價值觀裡。這問題在社會中浸淫得是如此地深。

我說的不是別的,正是「草莓族」這個世代所命定的詛咒與痛苦。

本文要做的,是在接受「草莓現象」的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去解放「草莓族」這個詞彙所帶有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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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族」的概念,指的是一種針對某一世代的普遍批評,這個詞彙的意義提供了一種批判框架和態度:

當我們看到這個世代的新人,他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而表現出倦怠、埋怨、拖延與拒絕承擔責任時,社會以「對於草莓族的批評態度」批評他,認為他「抗壓性不足」、「缺乏責任感」、「嬌生慣養」、「無法面對挫折」、「無法適應社會」、「無法吃苦耐勞」、「意志力/毅力不足」、「傾向放棄承諾」或「無法遵守(自律的或他律的)命令」等等。

似乎,並不存在一個通用的定義來描述這個概念,反而是一個常識性的描述妥貼地展示了他的意涵:如溫室中的草莓的世代。

在這些「草莓族」的批判框架下,這些話語指向一個世代差異,反映在社會權力與社會架構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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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觀念中,我們有了第一方面的詮釋:「草莓族現象」來自於教養過程中所帶出的社會性過敏。這個世代的年輕人被寵壞脆弱具有社會秩序的破壞性自我中心不尊重他人不尊重社會沒責任感

我們似乎可以找到一個又一個的個別案例來印證這個事實。而在這同時,似乎展現了一個危機:台灣正在失去原有的競爭力,因為這些競爭力正是由「台灣牛」的形象--刻苦耐勞、堅毅果敢--建立起來的。

除了競爭力以外,草莓族的敏感立刻與一種不健康的形象聯繫起來,特別是一種精神狀態上的不健康。社會的主流詮釋為了對意志軟弱容易輕生提出解釋,他們給出了一個通俗的心理學解釋:「過度享樂」、「過度照顧」。

他們說:草莓族享受了當前的富裕、安逸而無法忍受(在他們看來已經很好的)工作環境的刻苦,無法表現出正常的毅力生命力

我站在一個懷疑論者的立場對此批判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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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以上判準對「草莓族」是公平的。

首先,當全球化的現象逐漸成形,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台灣奇蹟所創造出來的產值就已經失去了競爭力。降低成本提升生產效率增加生產時間是代工的主要價值取向,「台灣牛精神」則恰是最能提供這些東西的勞工素質。

在代工還能帶動GDP快速成長的時候,「台灣牛」眼前是有未來的,產值所能換取的價值基本上是對等的。但對「草莓族人」來說卻不是這樣,你的工作的產值(包含他在教育上對自己所做的投資)和所換來的感受到的價值是不對等,包括社會福利不好、薪水過低、沒有升遷機會、培訓制度不完善等。當你比較起國外的工作、當前物價與物質的價格時,對當前的工作的不滿便愈盛。

這也使得,無論人們如何強調「態度有多重要」,這對青年而言依然一點現實感也沒有

其次,政府所編織的缺乏遠見的產業神話、社會所相信的錯誤思想,讓整個草莓世代紮實地感受到一種強大的落差。

舊世代的人們普遍信奉與傳達這個教義:擁有一種專業,朝向一種志業,可以堆砌出成功的人生。

這樣的觀念,透過各種教育體制、渲染,傳達到草莓世代的手上。家長和學校便是如此以「志願」作為將來的成就的度量,「志願」的排序卻是由從舊世代而來的軌跡所決定,由於經濟體的衰退,依然擔保了一個其實做不到的事

種種錯誤的預期與評估,使得當草莓世代普遍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努力與學業成就,並不能如人們所說的換取社會成就」時,便不得不承受強大的落差無力感

最後,當資訊膨脹以後,年輕人意識到原來存在著許多有意義的工作

有的是可以創造數不清的財富、有的是可以做出有貢獻的事蹟、有的是可以做為一個名人。

但舊有的社會體制,從家長到社會,瀰漫著一種可恥的虛胖:它一方面擔保你只要努力就能達到目標,一方卻開始否定你的努力

原因在於,它不斷在強調舊有價值、不鼓勵破壞性創造、要求人們接受體制而非改善體制、不斷加強道德批判與舊有框架。舊世代(包括企業與家長)一方面不願意放下自己現在擁有的權力,也很少意識到自己正在作為體制與框架的一部分。

這一切使得原先的路徑和可能性被徹底壓縮,限制了選擇的門檻和增加了機會的稀缺性,使青年的前方,將很可能除了認命挫折以外一無所有。

甚至,舊世代並未意識到自己所創造的環境是如此糟糕,還要將這樣的失敗責任,合理、但不明智地歸咎給這個世代的懶惰、無法專注、意志軟弱等,為新世代塑造了蕭條與原罪的精神。

他們習慣地將眼前的青年與自己的青年經驗相比,僅僅提出充滿睿智的人生建議與箴言,就好像美德得以使這位青年的痛苦得以解脫(這僅僅是一種誇大的說法與良性的自我催眠的建議),好像自己真無法對現狀有所作為。

總結來說當台灣的經濟奇蹟終止於代工神話的破滅(甚至當前還繼續迷信地以為貿易協定便能救經濟),舊世代的某種短視與功利反而凸顯了出來,超越了他們擁有的頑固的美德,顯現為競爭力凋落的元凶。

從這裡,我甚至傾向會說:草莓世代的普遍性失落或各種形式的反抗與抗議,都只是在顯示警訊:這是一個社會免疫反應、而非過敏反應,顯示這個社會之中,存在著某些體制上、制度上的不合理。

5 世代正義與社會進步

我要反對的,是將道德意涵放入「草莓族」的意涵之中,以及由這樣的觀念所帶出的批判架構

我並不反對將強調意志力、負責態度放入一種教養的精神之中,我願意尊重這些信仰與人生態度,也可以理解他們對於個人生命的價值。我也不會反對有人以這樣的態度來規勸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是陌生人,或是在妥適地觀察下來藉此評論單一的現象。

但是當這種意涵被放入對「草莓族」的普遍描述、成了對於青年軟弱與反叛的普遍解釋與批判、成了一種社會評論的範本時,就反映了一種糟糕的思想。

他反映了一種「反啟蒙的精神」。原先,剛毅果敢刻苦耐勞是一種人格的選擇,但在這種批評中,則成了一種定見:就似乎,只有這樣一種人才是值得尊重的、才是值得同情的。

這樣的社會歧視,反映在一種錯誤的刻板印象裡:當一個人無法負荷環境所給予他的挑戰時,問題必定出在此人要嘛沒有做好準備要嘛不夠努力要嘛他是自找的(他其實有其他選擇、他自己要領那麼少的薪水等等)。這種印象將使得個人的責任完全凌駕在體制的問題上,減緩了社會不管是觀念還是政策上的進步。

如此一來,公司的不合法與不合理將會繼續存在、政治的錯誤政策與方針也將更加難以鬆動。

當上述的詮釋被如此多的企業家、教育家所採用與相信時,也反映了,在台灣社會中,「世代正義」的觀念並未被強調:他們看著帳目與數據進行調整而忽視結構問題、他們的考量範圍只在於「在當前的不變的體制下如何做到最好」而很少思索「如何創造更好的環境」、他們將自己世代的利益(甚至無意識地)建立在下一個世代的失利之上。我們可以看到,實業家(包括政客)便是如此無視學者的建議,甚至汙衊學者的貢獻的。

一個又一個盤根錯節的社會亂象,造成了「草莓族」的罪惡與詛咒。一旦將這種罪惡與詛咒看成合理的、現實的,這些社會亂象便更得以處在安全無虞的位置,由權力者或權力架構所把持著。

解放歧視,是為了找回批判與進步的動力。

「草莓族」已被冤枉夠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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