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公共性:「郝柏村沒有錯亂」一文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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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到一篇文章,名為〈郝柏村沒有時空錯亂,錯亂的是你自己〉。

評論的對象是關於台灣民主基金會在六月底舉辦的講座的其中一場,由郝柏村先生主講的「民主制度的守護者」,在講座中發生的一個事件:

在講座中,幾位台大學生站起來舉起牌子,大喊:「鎮壓有餘,民主無功。」然後,講座主辦方請校警將這些學生驅逐出場。

這篇文章的主旨可以整理如下:

  1. 這是一場私人活動
  2. 在一場私人活動中,主辦方有權利(在充分告知的前提下)決定活動的形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效果。
  3. 在時代背景下加以理解與同理,郝柏村先生並不是一個應該被如此抗議的對象。
  4. 抗議的學生像是無法認識到這一點,反而只有「時空錯亂」的行為或「不恰當的恨意」。

我認為這篇文章反映了許多人的看法,這些人依照上述理由認為:郝柏村在歷史中是可同理的,而學生的反對是不恰當的

這篇文章的的論點,我完全無法同意。

2 主要問題

首先,沒有什麼私人活動這回事:一場講座,既然是公開的,在公領域散佈並傳播資訊、甚至有媒體參與其中,他就具有公共性。當他涉及資訊、觀念與意識形態的傳播時,他就是社會運動--現在人好像認為只有非法、抗爭性的活動才叫社會運動,但其實不是如此。

我將會回到權利的本質來論證:在講座中,主辦單位的權利並不包括規定民眾的參與方式。事實上,只有民眾有權利因為同意或不同意主辦單位的目的(如散佈某些觀念與想法),決定其參與方式。也就是說,我要主張,「鬧場」與「反對鬧場」應該是屬於民眾的權利(更精確點是說,所有參與者,包括民眾、主講人、主辦單位在這一點上是平等的)。

其次,學生所抗議的訴求應該被還原:學生並非是在抗議郝柏村的政治作為,而是在抗議郝柏村的政治作為與民主守護的關聯的詮釋。學生反對的是他的資格,是將他與「守護民主」相關聯的這種詮釋。

我也將會論證,學生的這種反對為何是合理的、以及那篇文章的批判為何是不合理的。並且,批評他們「時空錯亂」或是「出於恨意」完全是出自對於其意圖與社會意涵的錯誤的獨斷的理解。

3 「講座」中規範的公共性

人們辦「講座」的理由,不外乎「有些想法與觀念想讓社會知道」。

這些想法與觀念,有可能是啟發性的、有可能是宣示性的、也有可能僅僅是知識的傳播--無論如何,當這樣的傳播公領域中進行,它便是一個社會運動

為了釐清權利問題,我們必須對講座的參與者的角色進行區分:第一個是主講人、第二個是主辦人員(也包括主持人),最後就是所謂的一般民眾

我們可以發現,主辦人員的權利其實不外乎場地的在特定時間中的使用權,除此之外就沒有了--由於場地的權利是由場地的擁有者所租借出去,主辦人員有權利決定場地如何使用。包括開放主講人與一般民眾入場,並將他們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

在講座中,主辦單位透過流程與座位的規劃,來劃分話語權(一種權力),並期盼所有人加以遵守(包括期盼主講人不要遲到、不要在台上說忽然想尿尿)。要達到這一點,是透過公告、信件等來進行溝通

民眾在活動上的權利,則來自於主辦單位於舉辦活動前的「公告」:活動內容、流程等。民眾是因為這樣的內容而來到現場付出時間,主辦單位必須要確保活動如他們宣稱的那樣地進行。

但是參與者,只要他沒有進行宣誓簽訂契約,主辦單位也沒有在活動前進行「請參與者同意,所有參與者必須遵守本活動(如所公布的那樣的)流程規劃、協助本活動的進行,否則請勿入場」之類的公告,參與者便沒有義務維繫活動的順利進行。

事實上,是主辦單位有義務保證活動順利進行。主辦單位有權利請警察將某些他們不喜歡的人請出去,是因為他們擁有場地的使用權;而不是為了「維護其他參與者的權利」,因為那只是他們的義務

舉例來說:當所有參與者都不願意配合活動進行時,這場活動肯定要砸掉,而且並沒有任何人違反權利。主辦單位當然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但那僅僅只是不希望而已。而當一個活動因為一些人的破壞而砸掉時,主辦人並不是直接就沒有責任,而是主辦單位對所有參與者宣稱「活動是由某些人而破壞的」而獲得認同時,參與者才原諒了主辦單位的責任

由於我們找不到根源來指出為何有參與者有權利要求其他參與者有義務遵守某些參與形式--主辦單位只能將參與者「逐出場外」--那麼一切參與者便有權利表達、爭取與評價(即公共化)一切參與者的「參與形式」。這就也包括:任何一位民眾都有權利對於主辦單位所規定的「參與形式」表達反對與不滿。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活動進行是否順利固然有賴於所有參與者的配合,但是主辦單位的權利以及因應的權力其實相當有限。

就權利的根本根據而言,就講座來說,參與者並沒有義務配合活動順利進行;在這樣的場合之中,決定規則的是主辦單位,但是得以真正塑造規範的,是公共性--來自於所有參與者。

4 「講座」中詮釋的公共性

剛剛說到,辦講座的目的不外乎是:有些觀念和想法希望傳達出去。在講座之中,話語權的分配使得這個傳達得以實現。

在這次事件中,在講座中的鬧場,應該看作是對這個話語權分配以及其所攜帶的主流資訊的抗議。

在這次的例子中,這是一個詮釋問題。這是因為,當一場講座是公開的、甚至是有媒體在場的,在這種時候,詮釋問題就存在其中

詮釋的爭議,表現在此事件中,形成了對話語權的爭奪對講者身分的反對;學生不滿的是:在這種話語權的分配下可能實然地傳播出的詮釋,是他們不認同的。因此他們實行他們的權利,透過舉牌和吶喊等「不在活動安排內」的方式,表達對於該主流資訊包括其意識形態的反對,他們反對的是「以郝柏村作為『民主守護者』講座的講者」可能或將實然地導出的詮釋。

將這樣的爭奪單單理解為對人物的作為的攻擊,乃是,再一次地,一種對於公共性的忽視所帶來的誤解

因此,也許學生並不真的認識這位前政治人物,但是他們依然能夠從歷史資料中出發,去反對某一種詮釋。這種反對詮釋不同於反對作為:反對一個過去的作為可能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反對「這樣的作為」被某種方式詮釋,就不是如此(不然平反六四是為了什麼?)。

當學生在反對這位政治人物的發言時,忽視話語權的分配而將問題單單理解為「對他的作為的反對」而認為他們「出於恨意」或是「時空錯亂」,不能不說是過於獨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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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指出的是:當你忽視掉一件事情在社會中的脈絡的時候(在這裡,是講座的公共性),你很可能在詮釋上就被侷限在一個偏狹的角度,使你不得不做出一個獨斷的判斷。

這種判斷往往無法足夠貼近地描述這些參與者的意圖,也無法確切地掌握其中的社會問題

它充其量只是在一種充滿誤解的精神中,透過看似合理的說法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不斷地誤解主要問題,就是狹隘的詮釋與評論的主要特色。可以說是,最廉價的理性,就來自於最盲目的觀察。

當然,還存在著一種很通俗的批判,在於質疑這些學生的公民素養:主要是對於學生進行鬧場的手段感到不滿。雖然我在這裡也有想法,但就並非是本文要討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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