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憤怒之後──在廣大興28的背後

1

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被菲律賓公務船掃射、漁民遭射殺的消息，引起了台灣人民的憤怒。政府不斷透過外交手段，包括制裁與威脅，要求菲律賓給予交待，所謂的「四項要求」：正式道歉、賠償損失、盡速徹查事實嚴懲兇手、盡速啟動台菲漁業協議談判。

這個要求的背後理由，似乎很簡單：台灣漁民是無辜的，你沒有權利射殺我們的漁民，因此，應該為此錯誤負責。表面來看，菲律賓沒有理由對這四項要求加以拒絕。

但事實上，國際政治的現狀，很現實地，並不容許道德要求直接上升到法律與契約之上。

也就是說，當你說對方「沒有『什麼』權利」時，你同時也必須聲稱「自己有『什麼』權利」。譬如，如果有人（不道德的）偷走了你的手機，你必須聲稱「偷竊」這個行為是由「刑法」所不允許的、而「公民的財產權」是由「憲法」所保障的；如果有人的行為（並非不道德的）使你的手機壞掉了，你則只能聲稱他的「造成損害」的行為因果地侵犯了你的「財產權」，而在此要求損害賠償。

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上，當你要求對方，作為官方，與你的官方進行某種同意與承認（亦即，某種形式的政治協議），其前提是你必須找到可證實的權利根基來作為談判籌碼：譬如法律（國際法）或是一對一的協議。

要注意的是，在國際爭端中，任何國內法都沒有無條件的效力，道德要求在由法律所承認以前，也沒有任何在法定權利上的效力，或許它有在判決與談判時的效力，但法的權利在現代政治中是有更大力量的。

道德要求本身作為一種普遍人權的聲稱也是行不通的，如今看來，道德的政治效力和民族主義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假若兩個國家是在仇恨之中，道德與同情的途徑是被切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