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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聽說核四要交付公投的那一天開始，我的心中就開始進入長久的交戰。曾有人跟我說，文學的力量在於讓你去面對你不得不面對的情境，我得說，核四公投也有這樣的力量。
核四續建或停建有太多問題了。
雖然我基本上反對核四，但是不代表我接受了反核說的全盤說法。停建的話，電量是否足夠？核四的危險性是否被高估或是被誇張化、激情化？如果由選民來進行一個應該由專家來決定的專業決策，那是否成為了另一種荒謬（載自beat生活圖解）：
這一陣子以來，我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思索。老實說，我很少會在單一的社會議題上如此感到迷惑與徬徨（因為通常就算想不出來也就算了）。
由於知道有些朋友在期待我的評論，因此我暫且寫了〈核四公投之綜論〉的四個短篇，拉拉雜雜地打起混戰。這當然不像是我的風格。
終於在一次洗澡的時候，我讓自己靜下心來。看著不斷留下的水滴，任心中兩種不同的恐懼相互拉扯：「假若核四停建確實造成台灣未來經濟與民生的困境，該如何？」「假如核四廠確實不堪用，蓋完以後會如何？強迫啟用？更多的浪費？」
忽然間，我才發現關於核四公投的一個真實意含，才洞察到這次社會中關於核四公投一直存在的盲點。
這兩種恐懼才終於結合起來，在一個理性的和解以後，這個「擁核」與「反核」的陣營對立，終於擁有了「直接民主」的意義。
發生了什麼事？這個盲點是什麼？
「公民責任」的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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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關鍵，在於我發現「假若核四停建確實造成台灣未來經濟與民生的困境，該如何？」與「假如核四廠確實不堪用，蓋完以後會如何？強迫啟用？更多的浪費？」的兩種恐懼，是一個政策的兩難。事實上，這應該是政府在思索核四問題時，早就已經複查過不知多少次的兩種恐懼。
這讓我想到，其實，「公投」、「直接民主」的意含，正在於「讓公民承擔責任」。
一直以來，代議者總是那個承擔責任者；政府的決策假如錯誤，公民是不需要為此決策負責的，他們可以責怪代議者、責怪政府官員。
但在「直接民主」的意義底下，當一個決策是「錯誤」的，直接的負責人是「公民」。公民不再有誰可以責怪。因為決定者必須為決定負責，是一個真實的命題。
甚至，假若今天公投的結果是「停建」，如果「停建」導致了大家的不滿，「支持續建者」不可以去責怪「另外一些公民」（事實上，這種不滿還不一定是決策造成的，當大環境不好時，當核四的拼裝車錯誤已經為這個公民社會暗藏了「不滿大概就是會發生」的時候，決策或許只是決定了一個路徑）。
「少數服從多數」，一直以來都被詮釋成為一種「權力」，其實這句話在這裡的意含應該是「共同承擔」：假如多數人決定如此，少數人便以此當作是他們的決定。在這個前提下，共同承擔了這個決策，然後再去為公民社會的未來做出貢獻，思索艱困的下一步該怎麼走。否則，公投的結局將導致公民之間無意義的詰罵、互鬥，導致族群的內在分裂，這是無論如何我們不願意見到的。
將「公民的責任」定位出來以後，我發現有許多問題都迎刃而解，而且定調出「核四公投」的一個更加合理的意含：無懼的反核（擁核），才是成熟的反核（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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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下去說明以前，我要來提出一個反核與擁核的條件，就公共決策而言，無論你的立場是哪一種，都得試著去通過這個條件的檢視，當你的立場不再動搖，一個立場的基礎要件才算是已經準備好，這條件是：必須先經由自我批判、坦然面對決策風險，才來決定自己的立場。
在〈在「否決」與「未通過」之間〉一文中，我一再表達的是：無論在法律上如何區分「否決」與「未通過」，在政策面、現實面，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但是，一旦我們意識到自己已將「公民責任」握在手中時，這裡的差別就出現了：
當公投案通過時，公民做出了決策，必須停建核四，這個結果是由公民所承擔的；當公投案不通過時，讓政府繼續續建核四，這個「讓政府代行，依法將核四建造完成」的責任也是公民的決定；而在不成案時，並沒有任何公民責任的蘊含。
「否決」與「未通過」的差別並不在政策面，而是在「程序面」、「共識面」。這也是我主張為何應該更改門檻來減少投機空間，而不是重新進行法律區別的原因。
總而言之，一個成熟的公民，必須瞭解到「投票，決定了要讓全體公民承擔『決策』的責任」──在分裂以前，我希望先為社會打下這樣一個和解的預防針。
無懼的反核與擁核
4 機率與現實必須加以區分
有人說：「就我看到的，反核人士裡頭理盲的比例的確高於擁核者，而且高出不少。」
當反核人士（不管是反核能人士還是反核四人士，也不管這個決策是否是出於恐懼）或是擁核人士投票時，我主張，他還是必須要瞭解自己的「決策的責任」。
就反核來說，他除了要準備去歡迎一個沒有核四的未來的光明，也還要準備去承接一個沒有核四的未來的陰暗。如果你到現在還認為，沒有，不蓋核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我想這裡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錯估了風險的本質與簡化了未來的樣貌。因為只要核四安全運轉的機率不是0%，選擇不蓋就是要承受這個風險（當然你可以忽視它）。
就像「核四爆炸」是一個機率問題，核四停建以後，「備用電容不足」是否導致「限電」也是機率問題；核四蓋好以後，可以完全安全運轉，也是機率問題。
這些都是機率問題，意義在於，選擇意味著風險的存在。
上述的錯誤，同樣會發生在擁核人士那裡。
當他們說：車諾比啊、福島啊，和我們不一樣啦；福島在客觀數據上沒有輻射死人啊等等。這些其實都不是論據，因為我們必須意識到，問題不在於死了多少人的現實統計，因為核能的影響可能是長時間的、我們人類還不知道的；問題在於，在高量輻射之下，致癌機率、生出畸形兒機率，都會比沒有輻射下高出許多。
至於核電廠會不會爆炸，到底有哪一個人敢信誓旦旦地說：一定不會。地質的變化、氣候的變化，都是我們人類一直都今天無法確實掌握的經驗知識。
不管是擁核還是反核，都必須看到「所有選擇都有風險和好壞，差別在於未來的不同可能性與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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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個選擇將會提高一些事情發生的機率、或是減低一些事情發生的機率，這些不一定是必然的。過度簡化問題，比弄不清楚問題還要來得可怕。
有人說他只是反核四，而不是反核能，但我得說，就此次議題來說，並沒有實際的差別。因為只要反了核四，在短時間內，也不會有核五能夠運轉，擁核者與台電聲稱的命題依然會呈現出來。
無論如何，當我們準備好進行選擇，就像進行一個我們自己生命中的決定一樣，必然是：這風險、效益我都評估過了，這是我的決定，我要承擔這些。
一般人民真的有能力進行這樣的評估嗎？我想這當然值得疑惑。但是，就如我開頭所說，公投，就是把評估推到你面前，因此就是要作評估，即使沒能力作，還是要作。就像是你投資房地產，你大概也不太會算期望值，但你買了、進行決策了，你還是自己評估、自己負責了。
那可以怎麼作？所以，我們才需要「專家」。我在這裡要提出一個「公民合作」的想法：核四問題，其實有許許多多的專家，應該出來加以解釋、應該出來面對公民，應該盡可能地把他們的專業化成科普、應該主動地對社會提供意見。前提在於，社會不再為他人的立場進行一種白痴式的道德標籤化：你反核，你無腦；你擁核，你無知；你擔心安全，你不懂核能；你不擔心安全，你不懂台電；你說核能安全，核廢料放你家……這和小朋友吵架有什麼兩樣？
當社會準備好接受異議、準備好聆聽的耐心，專家也願意把他們的時間拿來與社會對話，甚至和其他專家吵架，足夠有影響力、有公信力的共識才是可能的。
這個自我辯論、與他人辯論、思索與批判，都必須搶在立場之前。
不要等政府來辦辯論，民間的思辨的活力與深度，才是公投中最關鍵的要素。如果民間的思辨是糊里糊塗、非藍即綠的，那辯論就是那個模樣，就像我們的總統大選辯論，永遠像是政治兒戲。
在辯論裡頭、在立場裡頭，最關鍵的宗旨有兩個：
一、理想本身的論述；
二、反思理想與現實的契合。
我以下面三段為例，提出對立的兩種可能的理想，然後指出現實問題的考量可能如何進行。
6 理想一、沒有核四的日子，這麼過
即使你是反核人士，也不必看到〈沒有核四的日子 怎麼過？〉這篇文章就不爽。因為，在這篇文章所提供的素材裡，其實指出的，並不一定是擁核，同時，也是反核。
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幾個「情境」：
- 情境一：缺電、限電的日子
- 情境二：火力發電廠大增的日子
- 情境三：用電量低成長的日子
- 情境四：產業結構大變的日子
- 情境五：電價上漲的日子
但這也可以只是說明了：核四停建以後，還有很多事情要作，還有很多事情要思考與規劃。就像核四運轉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一樣。
當反核人士把所有這類的意見視而不見，甚至帶有一種仇視的時候，有幾種可能：一、早就已經存在有各種反核的意見來對這些情境一一回應了，因此這些意見根本是錯誤的宣傳；二、這位反核人士是由激情和迷信構成的。
但是「沒有核四的日子，怎麼過？」其實是一個關鍵的提問：當替代能源與產業轉型還不明確，當電廠除役後的低電容又將導致限電機率上升時，我們要準備承接怎樣的未來？
我確實認為「核四的安全運轉」意味著「更充裕的電量」。即使原先電力就是「夠用的」，但是多出來的電力將使產業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這點無可否認。
但這一點並不一定會讓我支持核電。為什麼？因為我可能原先就認為台灣現在的產業太耗電了。
當所有的指標都指出台灣當前的問題在於「代工產業的不良結構」時，發展更低耗電、高收益的品牌、金融、服務業等，就成為社會的集體任務；這麼一來，在產業轉型的過程裡頭，電力的需求將會逐步下降，恰好就和廢核的時機相合了。
這時，如果擔心電力不夠用，那就停止高耗電產業的補助，如此間接地提供高價值、低環境成本、低能源的產業轉型的環境。
另外，我或許更樂意國家省下這些錢，去投資研發適合台灣的綠色能源。有許多人指出地熱、風力、太陽能板等實際上污染更加嚴重、比核能還可怕。但是，又是誰說綠色能源只有這幾種？又是誰說研發與科技無法克服這些問題？你們寧可相信核廢料在將來是可以處理的，而不相信好的替代能源不會研發出來？
沒有核四的日子，為何不能這樣過？
7 理想二、有核四的日子，照樣過
如果今天核四蓋出來了，會是怎樣的情境呢？
政府繼續評估「能否運轉」，不能運轉，就白花一堆錢；能運轉，就運轉了。其實光是這裡就已經是一個賭博了：你要認賠殺出，還是要繼續賭下去？甚至賭核四提供的能源，還能夠順帶償還建造以及未來除役時所付出的代價。
我們來假設最好的情況，也就是（不考慮現實的話，這當然可以是理想）：安全了，運轉了，電變多了。
由於電力是更充裕的，因此沒有節電的立即必要性；在充足的能源挹注下，也沒有產業轉型的立即必要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依然還是可以去研發替代能源；我們也可以開始進行產業轉型和節電。──那就是和今天相類似的日子。
但是，當電力充裕的情況下，我們的產業也有了更多的選擇、民生也甚至擁有更便宜的能源。至於核廢料問題，我們也可以像今天一樣，繼續尋找解決的方法。
有（安全的）核四的日子，我們得到的大概是和今天相類似的、沿著舊有軌跡的更有發展性的日子──也是可以這樣過。
8 理想與現實之間
上述兩個理想，你選擇哪個？或是覺得都是「可接受的」？對於兩方理想進行辯論、論述與說服，是公民辯論的第一個宗旨。
而剩下的問題，還在於，這兩個理想是否同時也「能是現實的」？亦即，這些理想有實現的可能性嗎？
這是公民辯論的第二個宗旨所在：理想與現實是否契合？
對於第一個理想來說，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有沒有其他替代能源的可能性？有沒有其他藍圖？產業轉型的方向是否可行？有沒有具體作法？是否有節電的可行性？哪些是科學？哪些是信念？
而對於第二個理想來說，我們需要考慮的則是：就核四現在的樣貌來看，蓋完以後會不會跑不動？要如何確保商轉後不會有問題？核廢料問題是否有可能解決？哪些是科學？哪些是信念？
到這裡，我們赫然發現，理性在對立中獲得了和解。因為無論是哪一個理想，都在「共識」、「共同理解」的前提下對立起來，而使得真正的議題浮現了出來。
這使得公民在進行社會辯論以前，已先進行過自我的批判了。
而這一切，都是由於公民預先就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嚴肅地承擔起這個責任，才得以發生的。因為此時，反對者不再像是以往「提出反對」而已，他們提出了一個反面的政策以後，必須去承擔「反對的責任」；而支持者也不再像是「相信政府」而已，他必須也去承擔「支持的責任」。
他們都必須妥善思考自己心目中兩種對立的理想，並就現實性加以批判，來進行決策。
公投的政治效力，就在「直接民主」成為一個「決策的合法程序」──不只是監督而已。
9 欸，那核四是安全的嗎？
我哪知道。
公投，關鍵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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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在核四公投之中，公民要開始學習幾件事情：
一、面對不同立場的公民時，有耐心地聆聽與表達、說服或被說服（這並不意味著一定是心平氣和的溝通就是了）。
二、磨練自己的判斷力、批判能力、深入議題的能力，並且積極去分辨各方想要操控我們的意見。
三、承擔責任，並在這個責任之中，思量兩方決定的好壞，以進行決策的高度來進行選擇。
四、對於專家或是知識份子來說，有一個額外的責任：去介紹你眼睛所見到的事，並且去統整、批判它們。
五、當結果出來以後，正確地面對這個共同的決定，至少有這一點：即使結果不如你願，這也是「人民的決定」，你可以「設法翻案」，但不可「撕裂族群」。
六、最最重要的：不要被政黨色彩干擾你的形象、也不要無意識地被當作他人的棋子行事。
因此，一個「優良的公投」，反應的就是一批「優良的公民」，以及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這是很重要的一課，就如同柏文所說的一樣：這是真公投與假公投的區別條件。
台灣公民假若認真地、嚴肅地走過這一遭，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將反映出一種令人感到嘆服的蛻變。
這是在「藍綠惡鬥時期」我們見不到的──真正有意義的公民參與。
WAYNEH AND COFFEE 